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部分起义部队后来转战到海陆丰、井冈山、百色等地。

因为这次起义，广州的一条路改名为“广州起义路”。这条路上，有一座广州起义纪念馆。在这里刚刚重新提升亮相的基本陈列中，一条红布带成为焦点。这件国家一级文物不仅被陈列在最醒目的展柜里，也被设计在展馆的序厅中。它就像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将革命的风云和今天的安宁连接在一起。

国家一级文物广州起义红布带。（来源：广州日报）

红布带

广州起义成员的身份识别标志

红布带其实是广州起义成员的识别带。

1927年，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今天的广州起义纪念馆绿茵环抱。回望历史，这里在清朝光绪年间为广东高等巡警学堂，辛亥革命后为巡警总监部所在地，之后陆续改称广东警察厅、广东省城警察厅等。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队伍攻下了这座堡垒。约6时，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周文雍饱蘸浓墨，挥就“广州苏维埃政府”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把它挂在门口的铁棚顶上。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这条红布带，是起义成员身份的辨识，是革命之火淬炼而出的时代印记。

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没有统一的服装。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凡参加起义人员需佩戴或手缠红布带，以便识别。不少工人赤卫队队员把家中的红被面撕成一条条红布带缚在手臂上或系在脖子上，因此，这些红布带规格不—。起义当天遇到阴雨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不少起义人员在脖子或者手臂上都留有红色的印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大屠杀，凡是身体上有红色印记的人，基本都被认为是起义人员，遭到杀害，但不屈的红色火种已留在人们的心中。

广州起义纪念馆（来源：广州日报）

杨馨坤

冒险藏起了一条红布带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红布带，是当时的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中队队长杨馨坤烈士遗留的物品。

据老文博专家苏乾在《四件广州起义珍贵文物的由来》中的说法，广州起义前，总指挥部发给每个武装起义指挥员一块中山牌袋表、一个指南针和一条红布带，“红布带是参加起义成员的标志，所有人员都要拴在手臂或颈项上；中山牌袋表是起义指挥员统一时间使用的；指南针是起义指挥员辨别方向指挥战斗用的。”起义第二天下午，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州日报社原社址）举行，杨馨坤和战友高平玉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快要结束时，国民党反革命武装部队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的配合下，在西濠口登陆，向刚刚诞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反扑。据苏乾的记述，杨馨坤、高平玉得知消息后迅速把开会前张贴四周、糨糊尚未完全干透的标语取下来放进口袋。接着，杨馨坤率领队员奔赴前线，抗击敌人。

在数倍于己的反革命武装进攻下，起义终告失败。撤退时，杨馨坤、高平玉回到家乡英德黎洞乡南坑莲花坳，把随身带回来的中山牌袋表、指南针、标语、红布条等物品留下，嘱咐当地青年革命同志好好保存，永作纪念。因为此地偏僻险要、交通不便，反动军队不敢进来，农民运动前辈杨殷早前已指令梁仁声、冯杏三、谢华等组织了宿山革命委员会，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一些其他革命组织的纪念品、文献资料都送到这里保存。

据苏乾的记述，后来杨馨坤参加广宁农民起义，被捕牺牲；高平玉在平原县秘密活动时被捕牺牲。此后，革命形势暂处低潮，这些文物由谢华带回家秘密收藏。

1959年春，梁仁声携妻子谢石娣（谢华的姐姐）回老家英德探访亲故时，在谢华家中惊喜发现这批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后来无条件捐献给当时筹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旧址纪念馆保存，后来该纪念馆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管理，红布带就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

广州起义许多骨干

成为不熄的革命火种

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正对大门的中楼，上下两层，坐东向西。楼下分三开间：南间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办公室；中间为苏维埃政府会议室；北间为临时救护处。张太雷曾在此主持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以及工农兵执委代表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宣言。二楼南面有两个办公室，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周文雍、杨殷、陈郁等曾在此办公。北楼是工农红军的指挥部，二楼为作战指挥室。南楼是警卫连的连部和军械、杂物仓库。

1961年，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广州市政府对旧址进行维修，并成立广州起义纪念馆，由叶剑英题写馆名。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参加广州起义的许多骨干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和不熄的革命火种。

（作者单位：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