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写下的一段话。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这套丛刊，是毛泽东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期间，为了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主编的，原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在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里，收藏了24种。

1994年4月，《农民问题丛刊》（一套）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农民问题丛刊》（来源：农讲所纪念馆）

原定出版52种 实际出版26种

毛泽东在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期间，亲自给学员授课，且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指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并带领学员开展农村调查实习。毛泽东把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运的重要文献、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学员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加以审订和修改，编成丛刊出版。这26种丛刊包括：《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等。

《农民问题丛刊》材料丰富，文字通俗易懂，对从事农民运动和研究农民问题来说，堪称至为宝贵的指南，对推动我国近代农民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土地与农民》由李大钊于1925年底写就，批判了当时土地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出了“耕地农有”的革命口号，并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革命烈士谢文锦于1925年4月在《新青年》纪念列宁专号上发表的《列宁与农民》，则是我党早期系统介绍列宁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

编印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农讲所在广州正式开办。同年7月至1926年9月，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共举办六届，培养了约800名农民运动骨干。第六届农讲所扩大了招生的人数和范围，成为办学时间最长、招生规模最大的一届。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共产党员担任教员。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此接受了严格的培训。

第六届农讲所开办时，毛泽东担任所长，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为什么要编这部丛刊呢？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他说：“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

编印丛刊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农运实践，这一点在培训中便得到充分的体现。学生们组织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拟出了36个调查项目，分门别类研究各省的阶级斗争和农运状况。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最后也特别强调：“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重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

广东材料占了八种

毛泽东指出：“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部分。”

广东是当时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农民运动搞得比较早， 规模和影响也比较大。八种材料中，既有《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等四种政策性文件，也有《广东农民运动概述》这类介绍性材料，但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是《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和《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三篇重要报告。尽管前两种最终未能编入丛刊，但均已公开发表。

彭湃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先驱，他基于1923-1925年间领导农运的艰难历程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在《中国农民》月刊第 1-5期连载。广东农运的另一位先驱周其鉴，曾领导了广宁、曲江和高要等地的农民运动和对敌斗争，并在第六届农讲所担任教员，主讲《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是广东农协潮梅海陆丰办事处的工作报告，记叙1926年1月起普宁农民组织农会、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历史事件，当中对普宁农民反抗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分析， 深刻揭示出农民革命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这几份报告都出自具体而生动的实践案例，对当时“农民运动之急激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广州日报）